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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层、更持久的力量。如何传承好、弘扬好绵延千年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使其与现代社会相协调、与群众精神文化需求相结合，为当下国家和民族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是新时代文化工作者需要思考的问题，推动这一方面的进一步发展，则是其历史使命。浙江具有丰富而深沉的文化底蕴，从五千多年前的良渚文化，到尔后的浙学，其变迁既从一个方面展示了中华文明的衍化过程，又体现了与文化相关的经济、政治、社会等多重内涵。早在世纪之初，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同志就基于对浙江文化的独特性及其对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和引领作用的深刻把握，亲自部署浙江文化大省建设，并担任文化建设“八项工程”之一的文化研究工程指导委员会主任。他在2006年5月30日为“浙江文化研究工程成果文库”所作的总序中，详细讲述了实施浙江文化研究工程的目的和意义：“从区域文化入手，对一地文化的历史与现状展开全面、系统、扎实、有序的研究，一方面可以藉此梳理和弘扬当地的历史传统和文化资源，繁荣和丰富当代的先进文化建设活动，规划和指导未来的文化发展蓝图，增强文化软实力，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思想保证、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舆论力量；另一方面，这也是深入了解中国文化、研究中国文化、发展中国文化、创新中国文化的重要途径之一。”时至今日，浙江文化研究工程已实施近20年。聚焦“今、古、人、文”四个方面，这一工程通过系统梳理浙江历史文化的内部结构、变化规律和地域特色，厘清浙江文化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和相互影响关系，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如何“沉下来、走出去”提供了一定的参考和借鉴。在这里，主要从如何理解浙学的角度，对浙江文化研究工程如何进一步深入挖掘浙江文化底蕴作一考察。历史上的不同学者，对于浙学有不同的理解。在朱熹看来，“浙学却专是功利”。这一意义上的浙学主要指宋代的事功之学，包括永嘉、永康等相关学派。从具体形态来看，浙学的内涵显然不限于朱熹所界定的与事功相关的学术思想。事实上，即使在宋代，“浙”地除了事功之学以外，还有吕祖谦、张九成等具有理学趋向的思想家。在宋代之后，“浙”地之学更呈现复杂多样的形态。广义上的浙学则可以看作是“浙”地相关的思想流派，与“浙”地有关又不囿于“浙”地，内涵和外延更加宽泛。从时间上看，并不局限于宋代等特定的历史阶段。至少从汉代的王充开始，广义上的浙学特点已开始呈现。到了近现代，尽管很多学者的学术活动在地域上已跳脱浙江范畴，但其学术风格仍可以看出浙学的某种印记。从“今、古、人、文”四大角度研究浙学，可以对其意义有更深入的认识。齐鲁之地在孔子、孟子、荀子之后，似乎既没有出现气象和格局较大的学派，也未能持续不断地产生具有创造性、系统性和广泛影响的思想家。宋代以降，洛学、闽学、关学、蜀学、湖湘之学等先后而起，但其关注之域较为限定，而且除开创者之外，也较少形成重要的、有原创性的思想家。浙学则呈现持续发展的形态。从汉代的王充，宋代的金华学派、永康学派、永嘉学派，到明代的王阳明及浙中王门，明清之际的刘宗周、黄宗羲，清代的章学诚，近代的章太炎、马一浮，直到现代的金岳霖、冯契等，这样不绝如缕、代有人出、延至现代和当代的地域性学派，确实较为少见。从气象的博大、学术的创造性、延续的历史持久性以及涉及的广度等方面看，广义上的浙学在整个中国文化演进中无疑具有独特的地位。而浙江文化研究工程已出版书目及在研项目以广义上的浙学为主，在呈现地域性品格的同时，也注重逻辑形态和逻辑脉络的揭示，而且形态、内容丰富多彩。着力赓续中华文脉、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内容。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亲临浙江考察时，指出浙江要更好担负起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赓续历史文脉，加强文化遗产保护，推动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当前，浙江文化研究工程第三期已经启动。“浙学”依然是一个响亮的品牌，是一大着力点。进一步研究和阐释浙学，对于当下更好地理解浙江文化、更好地把握浙江文化对于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作用乃至更好地感悟中华文明五大突出特性都具有积极意义。尽管从外在形式来看，同属广义浙学范畴，有的侧重于哲学，有的偏向历史，学术进路、学术方向也各有不同，但在内在的思想层面和思维倾向上，不同时期、不同流派、不同人物之间又有其相通之处。具体地看，体现在以下几个不同的方面。注重理论思考或理论阐发，可以看作浙学的共同趋向。以王充为例，作为广义浙学的早期人物，他虽然往往被贴上经验主义标签，然而事实上其思想包含着重要的理论创见，不乏独特的哲学见解。后来浙学中的人物也从不同层面上表现出类似的趋向。比如永嘉学派，尽管治学趋向主张经世致用，总体上被归为事功学派，但同时又从物、道、势与人的关系等方面对传统儒学作了阐发，其思想并非仅仅能用“事功”这一概念可以简单概括。这一点在叶适身上表现得十分明显。他批判当时主流的理学，认为理学家“专以心性为宗主”，导致的结果是“虚意多，实力少，测知广，凝聚狭”。相对于理学，永嘉学派更注重实际，并主张“无验于事者，其言不合”。“事”不同于“物”，“物”主要表现为对象性的存在，“事”则与人的活动或人的践行相联系。“验于事”意味着通过参与现实的社会践行来验证知与言。它既以作用于现实的社会生活为指向，又将这一过程与对世界的独到认识联系起来。可以看到，相对于就事论事、就材料论材料的学术进路，浙学确实更注重理论的创造。反省与批判，是浙学内含的另一自觉意识。浙学和主流的文化学术常常不一致，浙学代表人物往往很有个性，并勇于质疑、挑战主流的思想。王充以无畏的学术精神“问孔”“刺孟”，其锋芒指向的是当时的正统意识形态。永嘉等事功学派也展现了与宋代主流理学不同的进路。心学是浙学的重要构成，以王阳明的思想为主要的载体，同样表现了上述趋向。例如，在王阳明之前，程朱理学比较注重普遍的“天理”，陆九渊的心学则强调个体的“吾心”。与之不同，王阳明认为心和理无法相分，并由此阐发了“心即理”的观念。心和理的相互联系，以良知为其承担者，这一意义上的良知既非普遍、抽象、空洞的天理，也不仅仅是个体意识，而是以两者的融合为内涵。在执着于普遍天理而疏离个体之心的背景下，人们往往容易习惯于服从外在的要求或根据权威的观念去行动，而缺乏自己独立的判断。因此，王阳明对心与理关系以及良知的理解，实质上也为浙学的独立思考和批判意识提供了内在根据。浙学的独特品格，同时展现于对现实的关切。浙学中的人物，不同于书斋型的思想家，他们不满足于闭门涵养，而是更多地将目光放在社会现实及其变迁过程上。从王充之学，到宋代浙地事功学派，再到清代浙地学者，都从不同层面表现出对社会现实的关注，并试图为解决社会问题提供思想的资源。如叶适强调“振民而育德成物”，“成物”表现为成就世界与成就他人，“振民”则展开为更广领域的践行活动，实质上构成了社会历史领域中现实关切的具体内容。具有历史意识，是浙学值得关注的又一特点。浙学中的不同人物和流派，都关切历史，注重社会、思想的变迁。王充对学术、思想问题的思考，往往与历史的回溯相联系，而不是仅仅停留于特定的问题本身。后来事功学派同样注重历史沿革，注重整个历史过程中的变化以及原因，注重历史人物的作用。王阳明曾提出一个着名论点，即“五经皆史”，在他看来，从实际的形态看，儒家历史上的经典都涉及历史的展开过程，其内容包含多样的事：人所做之事在社会演化中展开为古今历史，五经则是历史的记载。在黄宗羲那里，历史意识进一步具体化为对学术史的看法。黄宗羲曾系统地研究从宋元到明代的学术史，着有《宋元学案》和《明儒学案》，其中，《明儒学案》由他独立完成，《宋元学案》由他开始，尔后由黄百家、全祖望等人续成。在这一过程中，黄宗羲也提出了关于学术演变历史的看法，包括“一本万殊”、“分源别派”、“得其宗旨”、“明其学脉”等。以上思想为后来的浙东史学提供了理论前提。要而言之，浙学人物众多、思想各异，其形态呈现纷繁复杂的特点。然而，通过纷繁复杂的形态去考察其思想脉络，便不难注意到浙学的文化精神，后者同时展开于上述多重方面，在今天依然有其现实的生命力。【作者单位：浙江大学马一浮书院暨华东师范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宝鸡市体育局 工作动态 2024年国际羽毛球大师赛8月6日在宝鸡开赛近日，在“西方古典文献的翻译与注疏——《奥维德〈爱的艺术〉译注》出版座谈会”上，上海师大副校长陈恒提到一个观点：“中国文化不是孤岛，而是与世界联通的。中国文化也借鉴了古代希腊罗马的文化。某种程度上说，中国的开放程度是一些国家无法想象的。”